一甲子沧桑、六十载奋进，数钢铁风流，彪炳青史有承钢。

巍巍燕山之北，汤汤滦河之滨，有一颗璀璨的紫塞明珠。

承德，旧称“热河”，素有紫塞明珠之誉，曾是清朝的夏都，避暑山庄、外八庙等人文景观名扬天下，磬锤峰、双塔山等自然风光秀丽绝伦。殊不知，这里更有珍稀的地下宝藏，千百年无人问津。自85年前发现钒钛磁铁矿矿脉，至承钢横空出世，紫塞明珠挺起了钢铁脊梁！

公元2014年10月16日，记者踏着晨曦走进承钢。但见绿草如茵，杨柳依依，巍峨的2500立方米高炉直插晴空，傲然耸立，迸发出卓尔不群的非凡气质和钢铁脊梁的雄伟气魄，诉说着承钢的峥嵘岁月、光荣梦想……

■第一回

落魄青年偶得宝

钒钛伟业始发轫

话说1929年6月的一天，滦平、隆化交界处的七家子村（今承德市大庙镇）。

两位失魂落魄的年轻人正行走在山路上，他们是民国政府农矿部北平地质调查所调查员孙健初、王曰伦。此前，二人抱着实业报国的理想来到热河寻找矿藏，不想却遭到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拒绝和驱逐！只能抱着无奈的心情返回北平。

“一个堂堂省府主席，怎能如此蛮横不讲道理！”孙健初愤愤不平地说。“是啊，我等第一次地质考察之行就这样泡汤了……噢！你看，那是什么！”王曰伦惊喜地跑向路边，拿起了一块暗红色的石头。这是金红石！那一刻他们的心情由沮丧变为惊喜，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他们苦苦寻觅的宝藏！

接下来，孙健初和王曰伦在大庙矿区盘桓数日，历尽艰辛。他们用随身携带的地质罗盘测量矿体走向，根据外露矿石勘察地表矿脉长宽，并推算储量。随后，二人采集矿样回到北平化验，写出了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刊发于民国18年《中国矿业纪要》第三期，报告结尾称：“实有价值之宝藏也”！

这二位先驱以后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伟大的成就：孙健初成为我国石油事业的奠基者，发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油田——玉门油田；王曰伦在地质科学战线躬耕50多年，建树颇丰，被中国地质学界誉为“铁牛”。

闲言表过，文归正传。孙王二人偶然发现钒钛磁铁矿矿脉，对于他们或许微不足道，但却开启了中国钒钛伟业的新篇章，为日后承钢建厂奠定了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1933年3月，承德失陷。经过详细勘探，日本“满洲特殊铁矿株式会社”1940年成立“滦平矿业所”。此后，大庙采矿所、双头山选矿厂、锦州女儿河制炼所陆续建成，1942年8月开始采矿，1943年1月开始冶炼。而工人们过着牛马不如的凄惨生活，被迫害致死者比比皆是。至1945年日本投降，侵略者共掠走钒铁精矿粉14.4万吨，炼出钒铁110余吨，全部运往日本和新京（今长春市）。

如今，依然静立在大庙南山的炮楼，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见证。

■第二回

“两木搭”建起高炉

出铁水创造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生产成为重中之重，北方钒钛磁铁矿的开发被列入共和国高层决策。

1953年5月15日，中国与苏联政府签订141项援建项目协议书（后增加至156项），由大庙铁矿、双塔山选矿厂、女儿河冶炼厂组成的热河钒钛联合工厂，被列为援建项目之一。

翌年10月1日，共和国五周岁生日之际，在承德避暑山庄德汇门外的“小红楼”，热河铁矿厂正式成立。

1958年2月，承德市决定建设承德市钢铁厂，厂址定在滦河西大地（现承钢主厂区）。5月19日，1号100米高炉破土动工。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尽力加快施工速度。当时，切割修筑炉膛用的钢板缺少切割设备，工人们抡起18磅大锤用刻子刻；吊装炉体和大型设备没有高吨位起重设备，工人们立起两根32米高的电线杆，拴上钢丝绳制成“两木搭”，仅用5天就完成了炉体吊装。

12月，1号高炉建成投产。“从开炉加料开始，我们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我和工友们一星期都没睡好觉，日夜守着1号高炉。当时天寒地冻，大家却全然不顾。”80多岁的老工人王旭超回忆说。当时没有电脑、仪表等设备，只靠眼睛观察炉况，靠一支水银表开炉，测量炉内压力。12月6日，铁水炼好了，炉前工人紧张地打锤、掏泥、捅钎。“铁口开了，第一炉铁水滚滚而出，整个厂区通红通红的，现场的人们无不欢呼雀跃！”王旭超说起当时的情景依然两眼放光。

承钢成功生产出第一炉铁水，结束了承德地区出铁矿却不产铁的历史。

此后，热河铁矿厂和承德市钢铁厂合并，成立了承德钢铁公司，开始扩大生产，招兵买马。

“我是1958年从农村来到承钢的。”老工人刘凤祥说。那次同来的有四五十人，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可一下车有的人就哭了，眼前哪是什么钢铁厂啊，就是长满荒草的山坡和一道道深沟。“有的人一看这情形非常失望：这不是从山沟到山沟嘛！铺盖卷都没往下拿，跟着车又回去了。”

刘凤祥被分到烧结一车间，也不分什么工种，有活大家一起干，比干庄稼活儿还累。“当时是土法烧结，都在露天作业，上料要两个人用大筐抬，后来用小车推，一车四五百斤，一个人推不动得两个人，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而且，小土炉冒出的烟无法控制，一刮风，呛人的烟随风跑。”

刘凤祥说，外地来的工人都吃食堂，后来赶上国家困难，粮食供应“瓜菜代”，经常吃糠皮掺棒子面饼子，不好消化，加之副食缺乏，肚里没有一点油水，不少人得了浮肿病，干活儿都没有力气。“要说住的条件，那就更艰苦了。”刘凤祥介绍，那时无论男女都住荆芭房。所谓荆芭房，就是用从山上割下来的荆条编成拍子，搭成房架，再在外面抹上一层泥，这就是夏天漏雨、冬天透风的荆芭房。冬天烧火炕，可早晨起来脸盆里的洗脸水早就冻成了冰坨子。“火炕烧得烫身子，但脸上却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没办法，睡觉也得戴上狗皮帽子！”

1961年，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遵照冶金工业部的决定，1962年承钢冶炼系统“下马”，工人也从一万多骤减到3000余人。

■第三回

伟人布局大三线

承钢请缨担重责

1964年5月初的一天深夜，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紫云轩。

身穿睡袍的毛泽东正坐在藤椅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桌上的烟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他陷入了沉思。基于当时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与核武威胁，而国内的经济布局不适合未来战争的需要，一个酝酿已久的思路在他脑海越来越清晰，促使他下定决心：建设大三线！

“大三线建设”，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因为保密，是不见于报端的。即使当时的人们说起也十分神秘。“大三线建设”是指自1964年开始，在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17年间，投入2052亿元，建成1100家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可谓宏伟深远的超级战略工程，厥功至伟！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句话，就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战略大后方”。

毛泽东强调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由于在四川攀枝花地区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铁矿资源，于是，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大三线建设的关键。1964年5月至8月，中共中央两次召开会议，做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

“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

“攀枝花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

“不搞攀枝花，这是没道理的。如果没有钱，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

“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

“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

然而，欲开发攀枝花，却有一个天大的难题。

原来，攀枝花地区蕴藏的矿产资源，属于高钛型钒钛磁铁矿。而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的高炉冶炼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是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悬而未解的特殊难题。

此前，我国也在北京、上海、东北工学院、鞍钢等进行过一些实验，但都未成功。1964年夏，冶金部召开会议，决定进行一次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模拟实验，地点未定。会后，参加会议的承钢中心实验室负责人周继贤火速回厂，向厂领导进行了汇报。

时任副厂长的王绍弼敏锐地认识到这是承钢恢复冶炼生产的绝佳机遇，于是，他和副厂长魏殿选等人5个月内9次进京请缨，终于申请到了实验在承钢举行。

隆隆战鼓已然敲响，一场超级大会战即将上演！

■第四回

聚精英鏖战炉前

克难关震惊寰宇

1964年底，冶金部调集108位专家组成“承钢100米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模拟实验组”，由中国著名冶金专家李公达、周传典任组长，蔡博和承钢副厂长王绍弼任副组长。承钢的技术人员周继贤、郑声武、郁贵康、卢铁忠、王恩龄等70余人参与。

1964年12月10日，108将云集承钢。他们是从全国各大钢企、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抽调而来，都是冶金领域的顶尖专家。

晚年周传典撰文回忆道：“我感到，共和国面临要打仗，只有倾全国之力，孤注一掷了！而我们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冶炼试验组已经成为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棋子。”

周传典升座“帅帐”后开始调兵遣将。他把108将分为6个组：资料组、选矿组、烧结组、高炉冶炼组、新技术组、化验组。分兵完毕，周传典先让大家拿出20多天的时间对国内外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的理论、技术、经验等进行了系统学习。

1965年1月24日，这场堪称“国家工程”的实验点火开炉。开始时用普通矿冶炼，后来加入钒钛烧结矿，二氧化钛的含量逐步提高，实验共分4个阶段进行。冶炼过程中，炉渣黏稠、渣铁不分等现象逐渐显现。

“实验的目的就是降低铁水中硫的含量，让它能够符合炼钢的要求，同时降低炉渣黏度，让炉渣能够顺利流出。”承钢原副总工程师卢铁忠告诉记者。

卢铁忠，1938年生，北京钢铁学校毕业，1960年底到承钢工作，实验进行时任值班工长。

“这个实验我觉得非常难，最受苦受罪的是炉前工。可以说，如果当时没看到过这个场面的人，想象不到这个实验有多难！那时候厂里也没什么摄影设备，实验的场面一点影像都没留下来。”卢老感慨道。试验时每出一次铁都非常难，就是因为炉渣太黏，炉前工就用直径20毫米的圆钢去捅铁口，每炉铁都烧坏好几根圆钢，工人的工作服经常被烤得冒烟！开铁口都是工人用铁锤打。

实验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现象。“有时候炉渣就是出不来，应该出10吨渣，可能就出来1吨，等两三炉以后，突然奔涌而出，就跟河流闹洪水决口似的，场面相当吓人！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大泄’。这时候渣铁会漫过炉台，流到下边铁道线上，到处都是。这需要赶紧处理，否则就要停产。两个小时一炉铁，工人们三班倒，一个班8个小时一点空闲没有。遇上大泄，处理需要很长时间，有时候得干12个小时。”

4月20日，高炉出现异常，夜班第一炉连渣铁都出不来，上边矿石不断融化，下边铁口渣口都打不开，一个个风口被陆续堵死，很快只剩下一个半风口能进一点点风。如果这个半风口也被堵死，高炉内就会成为一个大渣铁坨子！唯一的办法只能向炉内吹氧气，烧化渣口前的渣铁。但承德没有制氧设备，剩下的氧气只能维持几个小时，断了氧就等于宣判了炉子“死刑”！

危急时刻，冶金部派首钢送来1000余瓶氧气，现场一片欢腾，大家争先恐后地搬运氧气瓶。直到午后，吹了上千瓶氧气，才把炉内的渣铁掏净。

针对这次事故，实验组“治重病下猛药”，原料配比和操作方法都闯了普通矿高炉冶炼“禁区”。结果药到病除！铁水和渣滓都顺利流出，经过3个多月的实验摸索，高钒型钒钛矿冶炼这匹“野马”终于被驯服了！

“高钒型钒钛磁铁矿可以正常冶炼了！”这个消息迅速传到了冶金部，传到攀枝花，传到党中央、国务院，也震惊了世界。毛泽东终于得偿夙愿，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就此打开了技术通道！

实验的成功解决了一百多年未能解决的世界难题，填补了世界高钛型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的技术空白，在中国和世界冶金史上铸造了一座巍峨的丰碑！也使承钢成为中国钒钛钢铁产业化的先导。

试验成功后，1965年10月，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实验组成员，卢铁忠有幸参加。“专家去得较多，我们承钢去了五六个人，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先坐火车到北京，找了个旅店住下。接到通知后，乘汽车到中南海。刘少奇主席进行了简短讲话，祝贺实验组取得成功，为国争光，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卢铁忠说这张珍贵的照片曾被带回厂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了，非常可惜。

这项技术在1979年获得了冶金领域迄今为止唯一的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

据悉，今年95岁高龄的周传典依然健在，他说“这个奖是属于承钢的”！

借这次实验的东风，承钢起死回生，被确定为全国9个“小三线”钢铁基地之一，全面复产。

文革袭来，怎样逆境坚持？群雄逐鹿，将祭出何等神器？百人赴德作业，会发生哪些故事？且听下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