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基础性行业，钢铁产业的合理布局有助于区域经济合理、有序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每年需要数亿吨钢材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持，为钢铁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钢铁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钢铁企业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彼时，钢铁产业投产即意味着盈利。因此，在过去钢铁行业高速发展的若干年内，这个资金规模巨大，短期内就能提高税收、提高就业的重工业产业，曾经是各地方政府产业承接与吸收转移的“座上宾”。

从产业布局的角度讲，产业转移本应该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一般表现为产业由发达区域向发展中地区转移，在我国多以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转移，东部向西部转移的趋势为主。

在过去钢铁产业的转移和承接的过程中，成功的案例很多，但也涌现出诸多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只看重“硬实力”的重工业产业，盲目的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没有客观的把握和分析转移方的需求和自身的承接能力，没有能够准确甄别和选择适合本地的目标产业。一些地方在产业转移和承接的过程中，缺乏与周边地区的分工协调，单纯的从本地区的意愿和需求出发，造成区域钢铁产业重复布点，与周边形成过度竞争和同质化竞争。还有一些地方缺乏对产业的关联度和带动能力的设计，承接钢铁产业之后只见钢铁生产，没有形成相关上下游原料产业和工业生产的线性带动，产业链条难以形成闭环。

最典型的范例就是2010年-2015年的新疆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火热推进，宝钢八一钢铁、新兴铸管在内的多家钢厂在新疆陆续开始大规模投产。据统计，新疆的粗钢产能从 2010 年的1010 万吨迅速扩张至 2015 年的 2530 万吨，钢铁企业一度有140 家之多。产能的大幅扩张导致供给增速和需求增速产生了严重不匹配，产能利用率反而开始出现大幅下跌。新疆的粗钢产能利用率从 2010 年的 80%下降至 2013 年的 50%，最低的时候仅为29%，钢铁产能从欠缺到过剩，新疆几乎只用了五年时间。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产业结构在“盛宴”过后变成“一地鸡毛”。而诸如这样的例子，在当时不在少数。

近日，国家工信部发布了关于《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8年本)》的公示，其中有19个省市涉及了钢铁产业的调整。其中，北京、辽宁、上海、山东、山西、河南、青海、新疆和海南等9地将不再承接炼钢、炼铁产业(见表1)。天津市北辰区，河北省张家口市、廊坊市，江苏省太湖区域、广东省广州东莞等9市的相关炼钢、炼铁产能将逐步引导退出(见表2)。这意味着对钢铁行业而言，供给层面的改革将进一步上升到产业布局的改变，未来我国钢铁产业的布局也将进入大变革、大调整的新阶段。

表1：引导不再承接钢铁产业的地区：

表2：引导逐步调整退出钢铁产业的地区：

与2012年产业转移指导意见相比，新版主导目录在各区域钢铁工业发展导向上的描述发生了明显改变。

其中，东北地区由原有的“稳定现有钢铁产能总量”变为“严格控制钢铁行业新增产能”。东部地区由原有的“推进长三角地区钢铁工业集约发展，加快高端钢铁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变更为“推动区域内钢铁产业减量化兼并重组，提高精品钢材产品比重，全面提升环保和产品质量水平”。

中部地区由原有的“依托现有企业，在不增加产能基础上加快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钢材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进一步推动钢铁企业兼并重组，引导钢铁产能向沿江和资源地集聚”，新的指导意见中的描述为“以区域市场容量和资源能源支撑为底限，退出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引导钢铁产业向市场和资源地集中布局。”

西部地区由原有的“推进城市钢厂搬迁，适度增量发展钢铁产业，满足区域市场需求，加快防城港钢铁精品基地建设”，改为“统筹考虑市场需求、交通运输、环境容量和资源能源支撑条件，有序推动西南、西北地区按产能置换要求承接其他地区产能转移，满足区域市场需求，高质量发展钢铁产业”。

可以看出在新的产业转移主导思路的明显转变，在严格控制钢铁产能为底线的基础上，加入考虑了环保和环境容量因素，不再单独强调产品开发和技术，更多的强调产品结构和区域协调。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整体性拐点，人口红利消失与资源禀赋约束推高钢铁成本，钢铁工业增长边际逐渐由总量发展切换至结构升级，钢铁工业迈入成熟期。这些变化都是顺应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钢铁产业发展态势变化的需要。

新的产业转移目录给多地钢铁产能画了红线，对钢铁产业的布局在空间上有具体明确的指引和导向，指导区域间错位发展，推动产业转移从无序走向有序。对于钢铁企业而言，想做大做强，唯有通过兼并重组、互相持股等方式进行战略调整，才能实现组织结构和产业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要结合考虑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和相关生产要素保障条件，加强政策引导，让具有优势的产业顺利承接和发展，不具备发展潜力的产业调整或退出，让落后产能无法转移和流动，进而形成更健康、更合理、更有序的产业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