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初步核算，201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900309亿元，首次突破90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6%，虽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仍实现了全年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
“过去一年，经济增长率有所回落，在预料之中，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能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很不容易的。” 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发布2018年经济数据时说。宁吉喆表示，2019年我国经济危中有机、稳中趋进，有基础、有条件、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多位专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会逐步体现出来，加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将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专家表示，目前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19年宏观政策需要持续大力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增长。
内需放缓是GDP减速主因
2018年中国GDP增速为6.6%。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8%，二季度增长6.7%，三季度增长6.5%，四季度增长6.4%，呈现前高后低、逐季回落的态势。
从需求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动力的作用进一步巩固，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高于资本形成总额43.8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快于人均GDP6.1%的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为消费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投资来看，2018年投资增长缓中趋稳，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加快。201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35636亿元，比上年增长5.9%，增速虽比前三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仍为1995年有历史数据以来最低水平。其中，民间投资394051亿元，增长8.7%，比上年加快2.7个百分点。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2018年部分民营企业出现债务违约、股权质押等短期流动性问题，但是相关部门及时采取了措施。从数据上看，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问题向经营和投资层面的传导。“2018年的民间投资增速，为2019年稳投资、稳就业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刘哲说道。
宁吉喆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是内需主导，2018年消费增长贡献率和投资增长贡献率加在一起超过100%，净出口的贡献率是负的。
“2018年经济增速放缓，内因大于外因，内需放缓是导致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唐建伟分析，虽然面临外部环境发生了剧变，但中国的出口数据却并未受此影响。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784亿美元，同比增长11.3%，主要是因为市场主体预期到贸易冲突可能升级后对美“抢出口”的行为导致的。而内需的放缓，一方面是消费增速放缓，主要受到汽车类消费负增长影响；另一方面，基建投资增速放缓拉低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消费潜力受诸多制约
去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会议提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等措施。
唐建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2019年内外需求放缓压力可能增大。受外需减弱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出口增速将显著回落。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基建投资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则可能回落，整体投资难以大幅回升，“消费增速稳中略缓，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能”。
与此同时，多位专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消费增长受诸多因素制约。刘哲认为，消费增长除了受收入影响，还受财富波动的影响，“如资本市场的波动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都会导致当前消费的变化”。另一方面，眼下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很多人对产品的品牌设计、健康、生态等方面的关注度提升，如果供给侧改革不能满足人们新的消费需求，也会抑制消费潜力的释放。
唐建伟也认为，近年来，不利于消费增长的因素还包括：居民按揭贷款快速增长导致居民杠杆水平上升、股票市场调整和理财产品收益率下降等因素均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从而不利于消费增长。
下一步应该如何激发内需潜力？
刘哲建议，2019年可以出台更多针对性措施，改善人们对财富的预期，提高人们的收入，从而激发消费。同时，进一步完善居民社保体系和养老体系，降低人们中长期个人储蓄的意愿和必要性。而从供给端看，通过较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一些新产品、新业态或新商业模式的发展，扩大符合消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都将有利于释放消费潜力。
稳经济看基建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为改善消费环境服务，为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基础设施都还是比较欠缺的。”宁吉喆在1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可以预期，今年政策将继续发力和落实，“投资数据有望比去年强劲一点。”
在PPP项目清理、严格管理地方政府债务、去杠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2018年以来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从2017年全年19%的高位下滑至2018年3.8%的增速，直接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5.9%，比上年放缓了1.3个百分点。
201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决定，在2019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当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之前，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2019年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务限额5800亿元、新增专项债务限额8100亿元，合计13900亿元。这意味着，与往年相比，2019年初，地方政府就可发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也可“借新还旧”缓解偿债压力，对冲经济波动压力。
刘哲预计，2019年基建应该会保持上升态势：一方面，是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传统基建，还有一定补短板和上升的空间；另一方面，在5G商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大背景下，现代基础设施建设还存有一定空间。
牛犁对时代周报记者建议， 2019年应该继续坚持结构性去杠杆，保持总体债务率相对稳定，但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要大规模增加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增加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用于基建投资。同时，对在建的、符合产业规定的补短板基建项目，金融业要给予大力支持。“对于新兴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之间的铁路、农村基础设施等，目前还存在很大的需求。如果基建稳住了，整个投资就会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牛犁说道。
近期社科院发布的2019年《经济蓝皮书》预测，2019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3%，比2018年略减少0.3个百分点。唐建伟对此认为，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来看，2019年经济都存在下行压力，但鉴于宏观政策的逆向调节力度将加大，对经济的作用将从2018年的调控和抑制转为2019年的支撑和托底，“2019年经济增长或将呈现前低后稳的局面”。